【摘要】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史进程，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严治党阶段；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严治党阶段。研究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史发展得出的主要启示是：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使命；建设“服务型”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主要目标；从严治党是一项需要多方面协同进行的系统工程。在全面依法治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法治型”执政党，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要求，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史发展得出的基本结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史进程；现实启示；“法治型”政党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联系群众的动力机制研究》（14BDJ033）阶段性成果。
从严治党，对于政党的生存、发展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高度重视、积极践行从严治党，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优良传统。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经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么，怎样认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历史发展？梳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史进程，对于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有何现实启示？在全面依法治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进程、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下面，笔者对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历史进程、现实启示、时代要求进行初步探讨，为当前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
一、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历史考察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积极践行从严治党。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不同时期，从严治党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考察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历史发展轨迹，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阶段：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严治党阶段；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严治党阶段。
（一）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严治党阶段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中，围绕着“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积极践行从严治党。在毛泽东看来，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恒久之策，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纯洁的党”。
民主革命时期，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体现党的先进性，毛泽东高度重视从严治党。针对党员构成以农民为主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在1929年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和关键环节。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全党思想上、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探索出了“整党整风”的形式来推进从严治党。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从严治党的一次伟大实践和成功尝试，在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1945年七大上，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纲领、历史任务作了全面阐述，并系统阐述了共产党与其他一切政党显著区别的三大作风。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问题，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为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提供了基本的遵循，明确了前进的方向。我们说，正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高度重视、积极践行从严治党，从而赢得了夺取政权和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高度重视、积极践行从严治党。着眼于巩固执政地位的战略考量，毛泽东强调必须从严治党，防止中国共产党思想、组织、作风不纯而丧失执政合法性的危险。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部分党员干部出现的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等问题，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了整风、整党的党性教育运动；与此同时，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部分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现象，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对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的严厉惩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严治党的巨大勇气和坚强决心。对此，薄一波曾经指出：“‘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 可以说，正是通过以上两个方面一系列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活动顺利进行、成效显著，有力地夯实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如同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 然而，令人惋惜和痛心的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以后，从严治党在曲折发展中误入歧途，直至最后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挫折。
我们说，在从严治党进程中尽管出现过片面化、“过度运动化”错误倾向，出现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挫折；但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严治党理论与实践的积极影响是首要的、第一位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如同邓小平指出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二）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严治党阶段
在领导中国改革、建设的实践中，围绕着“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这一主轴，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积极践行从严治党，从而掀开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新篇章，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新局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着眼于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战略考量，在教育治党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制度治党的新思路。“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1980年出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可以说，正是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定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开创了不搞大规模群众运动、依靠法制与教育来践行从严治党的新途径，为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提供了基本的遵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历史进程。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着眼于科学处理管党治党与治国理政关系的战略考量，江泽民明确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发展理念。1990年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决定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开展为期3年的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2001年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可以说，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主线、主轴，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而把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从严治党问题上，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新挑战。“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2年十七届中纪委七次全会把“纯洁性建设”纳入从严治党主线之中。可以说，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和中国共产党纯洁性、先进性建设，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检验的标准，从而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积极践行从严治党。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要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抓好党的建设，“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得到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力度空前加强，依法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2013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明确了从严治党的要求和部署；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201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可以说，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方针，阐明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实现路径，从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新篇章，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
总之，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中共随着地位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推进从严治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正是由于高度重视、积极践行从严治党，才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从严治党。
二、研究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史进程的现实启示
全面考察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历史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十分重要的现实启示。准确把握这些重要启示，对于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价值意义。
（一）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使命
从严治党是政党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基本原则，是永葆政党政治本色、实现政党奋斗目标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保障。高度重视、积极践行从严治党，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光荣传统。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章程中就明确提出了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每一个支部对它所能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获取政权、巩固政权的一个关键环节在于，能否真正做到从严治党。因此，列宁强调：“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 我们说，这些既是无产阶级政党从严治党的理论来源和经验总结，也是无产阶级政党从严治党的思想指导和根本遵循。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从严治党对于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极其重要。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纯洁的党”。 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 江泽民认为：“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 胡锦涛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巍然屹立，千锤百炼而更加坚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我们说，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从严治党，明确把从严治党放到突出的战略地位，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从严治党的历史发展和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进程。因此，从思想认识上明确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使命，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积极推进从严治党非常重要。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期。在从严治党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一些地方和单位，“四风”问题越积越多，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在这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极其重要。只有高度重视、积极践行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够真正建成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真正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才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的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
（二）建设“服务型”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主要目标
我们知道，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的政治组织。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也是从严治党的价值指向。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在领导苏俄革命、建设的实践中，列宁强调：“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 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党，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从严治党的主要目标。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建设“服务型”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主要目标。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邓小平认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 江泽民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 胡锦涛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我们说，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明确把建设“服务型”政党作为从严治党的主要目标，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从严治党的历史发展和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进程。因此，真正认识到建设“服务型”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主要目标，对于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非常重要。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期。在建设“服务型”政党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中国共产党大多数党员干部都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能够做到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当然，需要明确指出的是，部分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比较淡薄，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倾向与危险。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服务型”政党极其重要。只有在从严治党进程中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党，才能够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真正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才能够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真正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才能够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真正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对此，习近平明确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三）从严治党是一项需要多方面协同进行的系统工程
无产阶级政党要赢得夺取政权和执政的合法性，必须从严治党、建设“服务型”政党。当然，从严治党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从多方面协同进行。在领导苏俄革命、建设的实践中，列宁反复强调要把从严治党贯彻落实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各个环节。在列宁看来，从严治党必须严把入口、疏通出口，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加强民主监督。在从严治党这一系统工程中，思想建设是根本，组织建设是核心，作风建设是关键，制度建设是保障，反腐倡廉是路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政党从严治党的基本维度。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从严治党是一项需要从多个方面协同进行的系统工程。毛泽东指出：“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 邓小平强调：从严治党，“要立志气；要加强纪律性；要强调统一领导，克服小天地；要有全局观念；要提倡实事求是；要搞群众路线”。 江泽民认为：“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当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状况和战斗能力、领导水平。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胡锦涛指出：“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 我们说，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从严治党的基本规律，深化了对从严治党系统工程的全面认识，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从严治党的历史发展和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进程。因此，真正认识到从严治党是一项需要多方面协同进行在系统工程，对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非常重要。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期。在从严治党的全面性、系统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面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中国共产党必须着眼于时代发展的战略考量，在探讨从严治党的系统要素和内在关联上下功夫、做文章，从而真正构建起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这一系统工程的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真正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才能够真正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从严治党有其自身规律，对我们这样一个老党大党来说，从严治党更有其自身规律。” 要“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按照树立科学理念、积极改革创新、遵循客观规律、注重实际成效的思路，切实把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使我们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战斗力”。
三、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时代要求
开展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史发展问题研究，主要目的在于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一般规律，进一步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当前，全面从严治党，除了明确从严治党的战略地位、主要目标、实现路径以外，中国共产党还要增强法治意识、提升法治能力，积极建设马克思主义“法治型”执政党。这是全面依法治国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要求。
马克思主义“法治型”执政党，主要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秉承法治理念、崇尚法治权威、信奉法律至上、坚持依法办事的执掌一国政权的政党。在政党政治时代，践行从严治党、夯实政党合法性基础，如果说建设“学习型”政党是前提、建设“创新型”政党是关键、建设“服务型”政党是目的的话，那么，建设“法治型”政党则是根本保障。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期。在一定意义上说，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在党，关键在提高党的法治化水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积极加强自身的法治化建设，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培育法治理念、树立法律信仰、崇尚法治权威方面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作用，对于全面依法治国来说，具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正是在习近平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法治能力有了较大增强，中国共产党法治化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中国共产党法治化建设有了长足发展，中国共产党活动依法、依章、依规良性运行。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共产党法治化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比如：部分党员干部的法治意识还有待提高；部分党员干部的法治能力还有待提升；党内监督、党际监督、党群监督制度还需要健全，等等。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培养法治文化上下功夫，在建立健全党的法律法规方面下功夫，在依法治党、依法领导、依法执政方面下功夫。在一定意义上说，“法治型”政党的深厚根基在于广大党员对于法律的真诚信仰；“法治型”政党的核心要求在于建立健全一整套科学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法治型”政党的关键环节在于政党开展活动与实际运行的制度化、法律化。对此，习近平明确强调：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中国共产党活动制度化、法制化”。 这就深刻体现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建设“法治型”政党的高度政治自觉，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法治型”执政党思想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总之，建设马克思主义“法治型”执政党，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和当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全面从严治党的条件支撑和核心驱动。只有建设马克思主义“法治型”执政党，才能够推动中国共产党民主化建设，真正提升中国共产党建设科学化水平；才能够推动中国共产党法治化建设，真正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才能够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真正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因此说，建设马克思主义“法治型”执政党，这是全面依法治国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要求，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史发展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
